中共建政史上最像法治那回事的世纪大案，不出意外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终结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自宣判后10日内，薄熙来可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。不过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上诉与否对于本案结果已无关紧要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薄熙来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则另当别论。几乎可以肯定，薄熙来上诉是其必将采取的步骤。就像此案宣判前夕，突然有一封被证实由其亲书的信件，在坊间流传并如愿经媒体广为传播一样，他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凸显其遭受政治打压的大好机会。同理，当局也不会给他任何翻案并获取胜利的可能性。维持原判只能是唯一的结果。

　　此案“最像法治那回事”，是由于以下事实：薄案从形式上勉强做到了“公”审——庭审和宣判过程通过微博而不是电视直播方式向公众有限度地公开；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正当权利基本受到了尊重；法院的庭审过程基本规范。总而言之，这虽然是一桩政治大案，并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了了结，但毕竟是通过法治的程序完成的。

　　反过来，此案仅仅是像法治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的原因即在于，它的庭审和宣判过程漏洞不少，不足为信。

　　比如庭审中，公众注意到，薄瓜瓜明显涉案，但中国执法机关未对其采取任何法律行动；薄谷开来与英国人伍德庞大的经济纠纷背后的故事毫不涉及；薄熙来经济犯罪事实主要在辽宁任职期间，任商务部长时只留了尾声，而任重庆市委书记后只涉在薄谷开来和王立军案件中滥用职权，完全切割他在搞重庆模式和“打黑”中的滥权记录等。

　　在宣判中，法院对薄案关键证人薄谷开来涉嫌作伪证，轻描淡写，不予深究，同时对薄熙来在庭审中“翻供”中的大部分诉求也不予认定，依检方意见，对其从重处罚。

　　王立军叛逃事件以及其后公开的薄熙来案，对中共来说毫无疑义是个巨大的负资产，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“负能量”。如何化“负能量”为“正能量”，消除相关事件的负面影响，进而树立执政党的正面积极形象，并保证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，保证政治局势稳定，成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核心诉求。

　　为此，对薄案处理可谓慎而又慎。从时间上来说，此案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宣判，是经过精心考虑的。从薄案案发直到2013年上半年，一直都是中国最高层权力交接期和新的政权稳固期，避免薄案对现实权力交接和政治运行造成直接影响，是最高层首先致力的目标。

　　薄熙来案发后，聚集在他周围的左的政治力量，显示出其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公众影响力，将薄熙来对意识形态的主导，转化为中共新领导层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力，关系到中共主流力量能否有效控制党和政治，因此成为当务之急。将经薄氏政治实践检验颇受民间欢迎的左的意识形态，纳入官方话语体系，组织官媒批判右派主张，并及时收编亲体制的左派人士——从薛蛮子案发后首个提供消息者，为受薄案牵连而曾一度收敛的孔庆东可见一斑，官方打出这套组合拳，固然有更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，但为消除薄熙来案影响，化负能量为正能量，可以说也是其重要动力之一。

　　从更长远角度看，谋求长期执政的中共也意识到，左派对于延续党的正统执政地位，减少来自民间的和知识界的反弹，比右派更能起到屏障作用。“拉左打右”成为党掌控政治的现实需要，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，也可视为战略举措，影响中国政治的长期趋势。

　　虽然最高层千方百计作了补救，将薄熙来案的负面因素降到了最低，稳住了权力的基本盘，并试图谋划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，借以确保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受动摇，但作为中国转型关键期的重要事件，薄熙来案的后续影响仍不容低估。

　　党内政治斗争公开化、扩大化、常态化是薄熙来案的显在影响之一。随着党的最高领袖的去权威化，今后它的产生过程将越来越充满不可预测性和竞争性，在主流派系推举的人选之外，因权力竞争靠边站的派系，选择利用包括薄熙来式民粹主义，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性将增加。特别是主流派系为赢得竞争优势不择手段，将使政治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，并进一步影响执政者的正义话语表述，使其变得虚伪不堪，丧失说服力，从而深刻影响政治走向。

　　薄熙来案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影响是，在中国经济、政治发生严重危机或者社会混乱的情形下，在庭审中造足了悲情声势的薄熙来，同时受益于本案审理过程中不符合法律的部分，将会裹挟着其政治影响力，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，成为未来政治博弈的重要力量。

　　薄熙来案的潜在影响或许更加深远，它打乱了邓小平改革的正常发展逻辑，成为促使受困于改革和发展危机的执政党，重寻毛氏执政经验的重要因素与契机。对比薄熙来所获得的奇怪而广泛的民意支持，新的中共领导层很难不动心。在摸着石头然后“过河”放弃单一执政地位，同以左的意识形态和左翼政治支持者为基础，继续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之间，何去何从，确实是一道颇富诱惑力的算术题。在此问题上的迷失，遏阻了中共沿着合理逻辑进行现代转型的方向和步伐，并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