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方政府一直作为劣政的箭靶，其中有些行为责无可绾，而有一些则是代体制受过。

中国地方政府丧失几乎所有主体税种，在缺乏合理税收框架的背景下承担提高民生、发展经济之责。

1994年的财税改革，建立了以增值税与营业税为主体的分税体制，如金融学家钟伟先生所说，自营改增之后，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，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，以往粗略的财政联邦制遭到破坏。从1994年至今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例在45到50％之间，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维持在1：2之间。

去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原广东发改委主任李妙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现在中央部门权力越来越大，特别是财权，“我们也进行过财税微调，但每一次调整，都是向中央集中。”李妙娟说，经过分税制，中央财权已经从1994年的20.6%提高到现在的50%左右。广东作为人口输入大省，需要解决农民工子弟基础教育等一系列配套措施，过去5年，广东的财政支出总量排全国第一，支出总量呈上升趋势，但人均支出总量却呈现下降趋势。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方面，1998年广东居全国第五位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但到2011年，除深圳外，广东已经下滑到23位。广东省内经济差距大，财政收入有3/4来自珠三角7市，其他14个市只占1/4。

中央财政的转型支付效率不高，转移过程不透明、不重视绩效考核的情况比比皆是。李妙娟举例，“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国家转移支付细化到一条母猪补多少钱。这么大的国家，为什么细化到这种程度？这种事权，应该是地方的。”

地方与国企财务危机是2003年中国银行坏帐上升的主要原因。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，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支撑半壁江山，上级部门眼开眼闭默许地方政府向大地主转型，才能继续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财政平衡。

作为土地财政的最大受益者，地方政府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动力。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0％猛升到目前的50％以上，不仅如此，土地还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最大宗抵押物。一旦土地失去价值，不但地方财政与银行会陷入破产境地，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财政平衡也无法维系。

其中除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、对政绩的贪欲，把土地财政当作自己的钱袋子，税收与考核体制的不合理难辞其咎。

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指标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器，结果众所周知，地方政府主导GDP增长使地方政府公司化，成为各个地方最大的经济寡头，手握资源调配大权，考核周期与债务周期不一致，使现任政府官员可以顺利实现债务递延，大拆大建、敢于借贷的官员被提拔，是对体制内所有官员打的政绩鸡血。

地方财政收入不足，与政绩考核，加深了对土地的依赖。转型期间的经济下行忧虑，对政绩的忧虑，只有靠土地鸦片才能缓解阵痛。当土地价格上涨，地方政府投资产生的债务、失业等等，也就不在话下。

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京沪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涨，到7月3日，京沪两大都市同一天产生地王——重新入市的北京夏家胡同地块，经过恒大、泰禾、懋源等14家房企62轮竞价，最终懋源以17.7亿元配建公租房3.8万平方米竞得，该地块成为北京单价“地王”;而万科以48.7亿元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区地块，上海总价“地王”时隔7天再度刷新。广州一向平稳的房地产市场借亚运会之力狂飙突进，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，中指院发布6月百城房价指数显示，6月全国100个城市（新建）住宅平均价格为10258元/平方米，环比5月上涨0.77%，这是自2012年6月以来连续第13个月出现环比上涨。其中，广州住宅均价环比上涨2.7%、同比上涨20.78%，均位列全国房价涨幅榜第一位，同时这也是广州连续第6个月领涨全国。而深圳的前海地区，因为金融新政成为房地产热土。

地方政府建新区是为了获得新的土地溢价区域，中央政府不得不允许地方政府再次进行大投资、大基建。每次基建视政治风向理由各不相同，上一次可以是为了稳增长，这一次可以是为了城镇化，通过投资拉动经济、缓解负债压力的本质是一致的。

剜肉补疮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负债率更高，一些成为鬼城的城市新区，成为最大的财富沦陷区。6月央行收紧流动性引发资本货币市场连锁反应，就是最好的压力测试，虽然央行一再强烈可备付金充足，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，但低下的投资效率与高额的债息，已经让地方财政举步维艰，与2003年的情况如出一撤。

解决高房价、高负债，改变政绩考核体系，建立基本公平的联邦税收体制，让地方政府摆脱大地主身份，至关重要。不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，从道德上谴责地方官员，是无能的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