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唐朝就有“长安居大不易”的说法。当年的担忧有二，“米价方贵，居亦弗易”。1000多年过去，仍是一语成谶：CPI不淡定，楼市调而不控。皮尤世界民情项目上周公布了一项关于中国人观点的报告。报告显示，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包括物价上涨、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等。尽管与4年前相比，担心物价上涨的人降低了12%，但“物价上涨”仍以60%的比率雄居公众忧虑的“大问题”榜榜首。

　　大城市居之惶恐，主要是缺乏稳定的生活预期与心理认同。这离不开三个因素：

　　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下，城市形成事实上的“福利洼地”，无论是教育、医疗等软件，抑或公共设施等硬件，农村与城市有着巨大差距。只要这种差距存在，那么，不管公共政策如何转身，城市必然是一个充满竞争和风险的“高地”。因此，数年前的“逃离北上广”，才会在转瞬之间，因“重返”而姿势暧昧。只要城市优势（譬如户口福利等）不能消弭或剥离，公平、有序的契约精神不能普遍适用于各地区、各领域——再多的薪水，也难以慰藉生存压力之上的惶惑感。

　　二是收入分配改革迟滞，导致城市普通劳动者在收入上产生疏离感。资源向城市集中，马路宽阔，楼宇高耸，个人生活空间却渐次逼仄，消费能力赶不上城市升级的步子。《2011中国薪酬报告》显示，去年，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。在既有分配方式下，市场框架构建后，内容要素却未能合理归位，土地、利率、劳动力及煤电油运等要素价格过于行政化，最坏的结果就是穷补富、劳补资、落后倒贴发达，既不效率也无公平。这种状况下，居民在农村可能不会有太直接的切肤之痛，而在优势积聚的城市，就会在比对之下，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失衡感。

　　三是价格体系与保障体系在某些层面的双重失灵。这些天，有关房价许涨不许跌的新闻，主角已经从“不理性业主”转化为地方部门，譬如江苏无锡太湖新城“金融第一街”最南端的无锡嘉业国际城推出“限时特惠”活动，单价从1.6万元大跳水至6900元，低调降价还是惹得政府“很恼火”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只打雷不下雨……保障层面的纠结，当然不在于不作为，而在于“如何作为”。譬如欲说还休的养老金缺口，已从试探到抛头露面，今后是“弹性退休”还是“收费加码”？支出预期不可期，即便9000元月薪，恐怕心里也不会特别“有底”吧？

　　人生的长短深浅，当然不是只有物质才能度量。在城市里舒展一份不惶恐的人生，就像流行语“你幸福吗”的发问，千人千面，万人万语。由高蹈回归凡尘、由蓝天回归炊烟，思考大俗大怯的生活，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进步呢？好在，这已经是一个越来越“既患寡也患不均”的年代，同时又是一个在纠结着梳理“民强”与“国富”关系的年代。无论城市乡野，在免于饥寒与恐惧之后，追求一份不惶恐的人生，也算是社会奔向未来的动能。